韩城历史悠久。西龙门山“禹门洞穴”遗址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有人类居住活动；庙后村等处遗址表明，到新石器时代，本境先民已逐渐扩 展到大部分台原和川道地区，从游牧生活发展到原始农业，并创造了自己的文化 。

夏、商时期，韩城属雍州，以“龙门”代称。西周称韩(侯)国，后为梁(伯)国。春秋战国称少梁，秦惠文王十一年(前327)更名夏阳，始有建置。隋开皇十八 年(598)始称韩城县。唐肃宗乾元三年(760)改称夏阳，昭宗天祐二年(905)更名韩 原县。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复名韩城，延续至今。1948年3月24日解放。198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改为县级市，属陕西省渭南地区所辖。1985年2月和1986年12月先后经国务院批准，确定为乙级开放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全市辖1个街道办事 处，5个镇，14个乡，275个行政村，总人口为33094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78862人。居民以汉族为主，还有蒙、回、满、壮、藏、土、朝鲜、布依、达斡尔等9个 少数民族。

韩城位于陕西省东部黄河西岸，关中平原之东北隅。北靠宜川，西临黄龙，东隔黄河与山西省乡宁、河津、万荣县相望，南与本省合阳毗邻，地处东经 110°07′19″～110°37′24″，北纬35°18′50″～35°52′08″之间。南北长50.7公里 ，东西宽42.2公里，总面积1621平方公里。历史上曾在黄河沿岸的禹门口、芝川镇和黄龙山的大岭等处设置渡口和关隘。

韩城属关中盆地与陕北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形复杂，地貌多样，山、原、川、滩兼有。地势呈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是山区，群山起伏，山峦耸翠。自东向西，海拔为700～1300米，位于西北部与宜川交界的大岭为最高山峰，海拔1783米。东南部为黄土台原和河谷川道，地势平缓，水多土肥，一般海拔400～600米，最低海拔357米。山区、川原分别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69％和31％，其中实有耕地占19.6％。地貌结构基本特征为“七山一水二分田”。全境属暖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较多，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3.5℃以上，极端最高温度42.6℃，最低气温－14.8℃，年平均降雨量559.7毫米，年平均日照2436.1小时，无霜期208天，年10℃以上积温4626℃，适宜发展农业生产。

韩城境内自然资源丰富。西北部沿山地下至表层，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煤、石灰石、铁矿石、铝土矿、粘土、大理石、白云石，还有铜矿、银矿和稀有金属镓矿。矿产中煤炭资源居于首位，煤田总面积达1114.55平方公里，预测储量120.5亿吨，有渭北“黑腰带”上的明珠之称。石灰石储量仅探明的两个矿点就有4443.7万吨，保有储量1974.2万吨。铁矿石储量仅阳山庄矿点有3014万吨 。具有发展能源、建材和冶炼工业的良好条件。同时，面积广大的山区又是林、果和药材产地。森林面积达65.8万亩，其中天然林38.2万亩，活立木总蓄积量为153.46万立米。主要林产品除木材外，有花椒、核桃、板栗、柿子、苹果、桃、李、杏和生漆等，特别是驰名全国的“大红袍”花椒，年产量可达1000多吨。野生药材有235种，其中连翘、防风、黄岑、酸枣仁、五味子等产量较多，为本省主要产地之一。水资源面宽量大。黄河从市东部边界自北往南流经65公里，澽水、芝水、汶水、泌水、盘河、凿开河、白矾河、堰庄河、院子河等9条主要河流，纵贯东西，从西北部山区向东南汇入黄河，总流域面积1265.6平方公里，年径流总量1.245亿立方米，地下水总量1.7亿多立方米，水质良好，是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良好水源。全市自产水资源总量达2.69亿立方米。东南部川原地区，土地肥沃，灌溉方便，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素称“冯翊幽壤”，“关中奥区”，盛产小麦、玉米、棉花、油料、蔬菜、瓜类、烤烟等，是本市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主要产区；沿黄河有约2.5万亩荒滩和低洼地，除开垦种植外，开始发展渔业生产，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渔业生产基地。

韩城交通方便，铁路、公路兼有。西(安)侯(马)铁路、西(安)禹（门口）公路贯穿南北。往南直通渭南、西安等地；向北跨越禹门口黄河铁、公路大桥可达华北各省；韩（城）宜（川）公路自东向西穿越西北部山区，可抵陕北延安一带。市乡公路基本普及，各乡镇和97％的村庄可通汽车。黄河航运正着手开发，通航后，可从禹门口顺河下航到合阳、大荔、潼关以至渭南等地。

韩城素称文史之乡。2000多年来，办学兴盛，教育不衰，培育和造就了大量人 才。历史上颇为著名的有：汉太史司马迁，宋代诗人张 ，萌朝丞相薛国观、户部尚书张士佩、宣化巡抚刘永祚，清代状元王杰、刑部尚书张廷枢、贵州巡抚刘荫枢等。其中世界历史文化名人，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宋、元、明、清四代，韩城有进士115人，状元2人，明、清两代有举人544人，其中解元11人，故有“士风醇茂”、“解状盛区”之誉。近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教育得到蓬勃发展，涌现出大批人才，本籍在全国各地党、政、军机关担任地、师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有百余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数以千计，仅在境内工作的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就有101人，他们辛勤劳动，才华出众，业绩斐然，成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骨干和中坚。

韩城文物古迹遗存相当丰富。全市已发掘和保存的有：古遗址28处，古墓葬7处，石窟7处，碑碣120余通，古建筑152处，馆藏文物10529件。这些文物古迹遍布全市南北，风格独特，保护完好，既有较高的历史、科研和艺术价值，又是发展 旅游业的重要资源。禹门洞穴遗址和远古时期的化石、石器、骨器、陶器等，为考古罕见之物。市博物馆馆藏文物中的宋代天庆王令箭、铜印等，为当今稀世珍品。古建筑，唐、宋、金、元、明、清各代均有，其中元代多达16处，居本省之首，为全国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著名的古建筑有：晋建汉太史司马迁祠墓，唐建弥陀寺，宋建法王庙，金建赳赳寨古塔，元建大禹庙、普照寺、城陛庙，明建文庙，清建毓秀桥等。这些古建筑，布局协调，雄伟壮观，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充分展示了古代传统的建筑风貌。明、清两代形成的韩城民居--四合院，布局严谨，幽雅别致，装饰考究，独具特色，格局酷似北京的四合院，因而韩城素有“小北京”之称。市北党家村的四合院民居为保护最完好的建筑群体，为中外专家所赞美。全市文物古迹已基本形成以市南的司马迁祠墓、市中心老城区的文庙古建筑群和市北的禹门古渡为主要旅游点的旅游风景区，成为来韩之客必游之地。

解放前，在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统治下，社会生产力得不到发展，经济十分落后，劳动人民的生活极度贫困。遇到灾年，四处逃荒，饿殍遍野。夏阳乡西彭村碑石记载的《荒岁歌》，反映了清光绪三年韩城遭受大旱，人民饥饿无食，死者万千的惨况。为了反压迫，谋生计，求解放，富有反抗精神的韩城人民，曾进行长期的反抗斗争。“五四”运动以后，这种斗争有了正确方向，进入新的阶段。在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反帝、反封建、反军阀 的革命斗争烽火在韩原大地点燃。特别是大革命时期的1927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韩城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农民的“反土豪”斗争和学生的“闹学潮”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并先后成立了韩城赤卫队、中国工农红军陕西东府游击队第二支队等农民武装组织，一次次掀起了人民革命武装斗争浪潮。抗日战争爆发后，地处抗日前沿的韩城人民，在中共韩城地下组织的发动领导下，建立抗日民众 团体，开展各种抗日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等率领军队东渡黄 河抗日，掀起抗日救国热潮。先后有700多名爱国志士积极加入八路军，毅然奔赴延安，投身救国救民的革命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韩城地下组织相继发动群众成立了韩城、韩宜等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西北 野战军2、4纵队两次进行了解放韩城的战斗，于1948年3月24日使韩城彻底解放 。

忆往昔，韩原大地河山旧；看今朝，千年古城天地新。解放后，建立了人民政权。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世代苦难深重的韩城人民开始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巩固政权的斗争，有步骤地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开始安居乐业。到1956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价格计算，以 下同）达3887万元，粮食总产为4890万公斤，比1949年分别增长46.9％和26.1％财政收入增长2.97倍。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事业，经过恢复、整顿和改造，相应得到较快发展。

1958年，全县搞“大跃进”，先后10天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同时掀起“全民大办工业”、“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在“一大二公”、“越大越公越 好”的思想影响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 ”的错误做法，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上自然灾害，1960～1961年的粮食总产分别比1949年减少9.35％和13.53％；1961～1962年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34.03％和15.19％。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刚刚开始发展的煤炭、钢铁等工业相继停办。全县人民每人每天只有6～7两口粮，过着“低标准，瓜菜代”的生活。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事业，也超越条件，盲目“跃进”。中等学校猛增至26所，因师资、教学设备不足，教育质量下降。经过三年 调整，纠正“左”倾错误，国民经济又开始好转，各行各业随之呈现出新的生机。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为5558万元，粮食总产达6167万公斤，分别比1956年增长42.98％和26.11％，学校教育稳定发展，教育结构趋于合理；文化、体育设施相应增加，活动恢复正常；医疗卫生事业，相应得到发展。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动乱发生，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和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本县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各个方面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失。在“造反夺权”的浪潮冲击下，学生停课，工人停工，党政机关陷入瘫痪，进而发生武斗，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和粮食总产连续3年不及1965年的水平，财政收入平均每年下降6.87％；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工作基本停顿。70年代初期，广大干部群众抵制“左”的干扰破坏，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发展生产，坚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农业生产上，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先后完成了薛峰、盘河水库两大骨干工程建设，并普遍发展了机电抽水井、站，使全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14.5万亩，比1965年增加2.5倍。在发展 工业上，国家投资的韩城矿务局统配煤矿二次上马，韩城火力发电厂、西铁水泥厂、陕西省韩城水泥厂、化肥厂等大中型企业逐步建成投产；县办铁厂、水泥厂相继恢复，大大增强了工业实力。但是，由于片面强调“突出政治”，狠抓“阶 级斗争”，冲击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代替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加之实行单一的计划经济，对生产集中过多，管得太死，使工农业生产发展严重受阻。1970～1973年，全市粮食总产连续4年停滞不前，低于1965年的水平。1971年盲目推行大面积种植红薯和高粱，造成粮食严重减产，群众生 活困难。在1970～1975年的6年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仅为6.49％。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文体活动内容单调，医疗服务质量低劣。这种局面直至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 ”之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才开始改变。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市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加快了社会主义建设的 步伐，全市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各方面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

农业生产迅速发展。1979年，农村开始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全面迅速发展。1982～1989年连续8年粮食总产保持在7500万公斤以上，年平均8700万公斤，比1978年以前的最高年产量高出12.2％；1989年总产10050万公斤，突破1亿公斤大关，创历史最高纪录，从而初步解决了过去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同时，经过调整农村产亚结构，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全市先后建立了林业、花椒、瓜果、肉牛、蔬菜、烤烟、渔业等商品生产基地，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各业得到全面发展。油料、烤酒、蔬菜等主要经济作物的产量分别比1978年增长8.01倍、87.27倍和2.17倍；林、牧、副、渔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28.53％增加34.04％。农副产品的商品率，由1978年的28％提高到45.86％。特别是以乡镇企业为主的第二、三产业迅猛发展。农村工业、商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28.07％增加到53.89％；总收入达16596万元，占农村总收入的62.63％，连续5年超过农业收入。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由于加强了农业的技术改造，农业生产由传统型向现代化发展。全市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已扩大到18.26万亩，比1949年的2.27万亩扩大7倍多，占耕地的比重由解放初的1％增加到38.3％；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2.73万千瓦，其中耕作、运输、排灌机械分别为3.44万千瓦、4.42万千瓦、1.36万千瓦，农业的机械化程度大大提高；化肥施用量达2.02万吨，比1952年增加171.65倍；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迅速普及，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年农业总产值达14567万元，比1978年增长49.24％。

工业生产阔步前进。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1984年开始进行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工业企业普遍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各种形式的目标责任制，有效地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同时，坚持改造与新建并举的方针，先后改造更新了一批老企业，并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新建了一批骨干企业，进一步增强了工业实力。1989年，全市工业企业发展到2280个，其中中央，省属企业7个，地辖、市属企业37个（内大集体17个），厂矿办企业23个，乡镇（街道）办企业58个，村办企业121个，联户、个体办企业2034个。形成了年产500万吨原煤、30万吨焦炭、27亿千瓦时电、25万吨水泥、3000吨棉纱、2000万米布、5万吨钢铁、2万吨化肥和3万吨精面粉、1.2万吨啤 酒、2000吨罐头的生产能力，以煤炭、电力工业为主，门类比较齐全，装备比较 先进的工业体系。占主导地位的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居全省8个城市第5位，职工人均固定资产原值在全国324个城市中列第17位，居全省第1位，高于全国水平的80％。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与1978年相比，原煤增长2.46倍，焦炭增长2.56倍，电力增长4.42倍，水泥增长5.64倍，棉布增长5.53倍，饮料酒增长83.07倍，其中原煤、电力、水泥等产量在全省占有一定比重。童装、卫生纸、台钳、啤酒、生铁、麻片（食品）等先后获省名优产品称号。市化工厂生产的农宝牌叶面肥获1989年全国星火计划成果奖，填补了本省植物叶面营养生产空白。全市工业总产 值达4.07亿元，比1978年增长4.01倍；在工农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的60.15％上升到83.57％。由于工业生产迅速发展，并在全市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促进了整个经济稳步上升。全市财政收入比1978年增长2.45倍，连续6年平均增长.66％。

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充分发挥 国营商业的主导作用，大力恢复和发展集体、个体商业，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商业流通新体制。1989年全市城乡商业、 饮食业、服务业网点发展到3711个，从业人员7743人，分别比1978年增长7.55倍 和3.55倍；个体商业增至3285个，从业人员达5834人，比1978年分别增长83.23倍 和141.29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5482万元，其中社会消费零售额12984万元， 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2498万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2.11倍、2.25倍、1.70倍。为 了繁荣城乡经济，搞活城乡流通，在城镇、矿区先后设立了16个不同类型的商品专业市场，农村集市贸易发展为17处，城乡集市贸易额达5349万元，为1978年的62.4倍。

交通、邮电事业进一步发展。为了发展城乡和内外地之间的经济往来，更加繁荣经济，采取国家投资、集体和群众集资等办法，加快公路的改造与修建。到1989年，全市共有干、支线公路和乡间道路93条，总长度达793.04公里，其中国 家级干线公路1条，长65.64公里；省级公路1条，长32.4公里；市级公路10条，长206.7公里；乡（镇）村道路81条，长488.3公里，各个乡镇和97％的村庄可通汽车。路面等级进一步提高，有黑色油路114.94公里，晴雨可通汽车的三级道路301.14公里。运输能力迅速增加，全市共拥有汽车1706辆（不含其他各种机动车 辆），其中公有汽车944辆，私人汽车762辆。客车317辆（私人49辆），年运输量226.2万人次，旅客周转量6179.81万人／公里；货车1387辆（私人713辆），年运输量326.5万吨，货物周转量1178.6万吨／公里。境内西（安）侯（马）铁路 及其6条专用铁路线总长度101.49公里，年客运量44.28万人次，货运量427.1万吨，发送行包11523件，到达行包17529件，中断50多年的黄河航运事业，从1985年起开始复兴，已在禹门口大桥南侧建起1个年吞吐量为5万吨的临时码头，当年承运货物500吨。邮电事业发展迅速，而且日益现代化。全市邮电局、所共15处，业务总量（按1980年价格计算）达132万元，比解放初有大幅度增长；邮路发展到10条，222公里，农村投递路线达1442公里；电话单机总数发展到4278部，其中 市内自动电话单机2440部，农村电话单机1838部；电报电路5条，长途电话线路39条，为解放初的20多倍。

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为了充分发挥城市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功能作用，在保护改造老城区的同时，重点进行了新城区的开发和建设。到1989年末，全市累计投资7000多万元，先后修建了5条宽阔的水泥路面街道，20多座现代化楼房，以及高标准的宾馆、商业大厦等，一个现代化的新兴城市已初具规模。市区（包括下峪口、桑树坪、竹园区）建成面积达13平方公里，等于解放 初0.9平方公里的14.4倍。城市供（排）水、交通、照明等设施基本配套。全市 供水总量2889万吨，日供水能力达15万吨，自来水普及率65.8％；安装下水道84公里，服务面积8.4平方公里，普及率64.6％；市内万人拥有公共汽车1.5辆，超过全国小城市平均水平；照明路灯1576盏，大大方便了人民生活。人均公共绿化面积3.9平方米，建成区绿化复盖率3.5％。全市公房住宅面积47.35万平方米，商品房、各种方式的自建房迅速增加到12.5万平方米，人均使用面积8.5平方米，居 住面积6平方米。

教育、科技蓬勃发展。教育战线经过拨乱反正，“文革”中形成的学校布局不合理，教育结构单一，教学质量下降的状况迅速改变。1984年进行教育体制改 革后，幼儿、小学、中学教育一条龙，普通、职业技术、工农业余文化教育三沟 通，教育事业全面发展。1989年，全市共有中小学450所，在校学生49464人，其中小学409所，学生32811人；普通中学38所（高中7所，初中31所），学生15762人（高中4606人，初中11156人）；职业高中3所，学生891人。还有教师进修学校1所，技工学校2所，各类成人职业技术学校和成人初等学校138所，自修大学1所。全市初等教育得到普及，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6％，入学、普及、巩固、毕业“四率”达到普及标准，被省、地评为普及初等教育先进市。中等教育质量进一步提高，1985～1989年高考中，按万人录取率连续5年居渭南地区之冠。职业教育迅速发展，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学生与高中在校学生之比为2：5；新农职业高中被陕西省教育厅命名为全省示范职业高中。成人教育日趋活跃，1986～1989年各类职业技术学校通过开办各种专业技术培训班，为发展商品经济共培训职工4491人次，农民技术骨干80483人次。高等教育开始发展，司马迁自修大学首届招生两班，学生93名。全市共有幼儿园29所，397个班（其中小学附设学前班341个），在园幼儿11204人，入园率达85％以上。科技战线，通过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进行科技体制改革，科技工作出现了新的进步和起 。获得各类专业技术职称 的干部为4321人，其中高级职称233人，中级职称1699人初级职称2389人。建立 起农业技术、花椒、医学、煤炭4个科研组织。科技普及、推广和科研活动在各 行各业逐渐广泛开展，科技成果不断增多，全市共有科技成果47项，其中农宝牌 叶面肥、MDT乳化油、韩城电厂1号炉静电除尘改造、沙打旺繁育示范与推广、陕 韩型负压吸宫瓶、龙门牌台钳等，分别获全国和省、地科技成果奖。

文化、体育、卫生工作出现新局面。各种文化设施迅速发展，1989年末，全市较大的电影院、影剧院、俱乐部发展到10个，电影放映单位达到69个，放映电影8800多场次。电视差转22座，微波站3座，卫星地面站7个，电视覆盖率达87％。市图书馆藏书6.5万余册，厂矿、机关、学校的图书、资料室共51个，存书268万余册。民间文化遗产得到挖掘和整理，群众喜闻乐见的芯子、高跷、锣鼓等民间社火，节日期间活跃于全市城乡。群众性的文学创作、书法、美术等日益发展和繁荣，不少作品受到奖励。体育事业迅速发展，全市厂矿、机关、学校和农村共 有兰球场440多个（其中灯光球场9个），排球场86个，足球场7个，田径场地30个，各类体育器材和设备普遍增加和更新，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在城乡广泛开展，运动水平不断提高。1988～1989年本市参加省、地运动会和各项比赛，共获金 牌48枚，银牌57枚，铜牌55枚。1988年有17人被渭南地区评为优秀运动员，有3人达到国家2级运动员标准，36人达到国家3级运动员标准。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向新的水平发展，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55个，拥有病床1108张，平均3.35张／千人；各级医疗卫生人员达1449人，其中中级以上技术人员700人。农村医疗卫生点367个，医务人员636人。医疗设备已有B型超声波诊断仪、病理组织切片机，纤维光束胃镜等现代化设备。各种传染病、地方病等得到大大减少和控制，人民健康 状况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随着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群众的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人均纯收入达到561元，每年平均以14.4％的速度增长，比1978年的128元增长3.03倍，有些地方已由“温饱型”向“宽裕型”迈进。全市职工年工资总额达到1115.24万元，人均2153.74元，比1978年的658元增长2.27倍，全市社会消费品零总额比1978年增长2.2倍。耐用消费品在城乡家户逐渐普及，据农村住户统计，平均每百户中有自行车100辆，缝纫机78架，手表85只，电风扇、洗衣机各22台，电视机43台（其中彩电8台）。城乡居民收入，除满足生活所需外，节余逐年增加，城乡储蓄存款余额达18182.7万元，比1978年增长17.51倍；人均存款549.4元，比1978年增长15.17倍。

回顾40年来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证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才能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市 人民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认真治理经济环境，整顿 经济秩序，积极解决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努力实现本市国民经济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争取在本世纪末使全市的工农业总产值（按1980年不变 价计算）比1980年翻三番以上，为把韩城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科技先进、文 化昌盛，交通便捷、环境优美、人民生活达到“小康” 水平，以煤炭、电力、重化工、钢铁工业为主体的，有发达旅游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等城市而努力奋斗!